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聚集。这既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然而，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的限制，农民工的“空间城镇化”并不代表身份的市民化，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享受和市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和公共服务，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平等公共服务和福利作为一种社会屏蔽机制依然在起着身份区隔的作用。同时，受制于家庭经济能力、社会关系网络、城市社会排斥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他们在流动过程中作出了携带或不携带子女进城就学的家庭决策，从而形成了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问题。随迁子女问题主要表现在入学机会、就学途径、经费保障等方面，问题显而易见且相对紧迫，同时他们的空间流动会对城市教育资源分配形成冲击，触及了相关主体的教育利益，因而更容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也较早成为政策议题。而农村留守儿童则主要表现为安全、生活、学习和心理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且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较少直接触及其他主体的利益，自然难以形成“利益冲突式“的社会关注效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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